[摘要]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 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作者张国胜博士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作者张国胜博士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称，“根据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其中，远期的养老保险补贴平均约为3.5万元，住房和义务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约为2.4万元，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会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约为560元。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妥善安排，不会成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1、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改革开放30年，代农民工的子女长大成人，成为新一代农民工。面对父辈候鸟一样家在农村、人在城市的生活，新一代农民工渴望成为市民，把家搬到城市里，子女在城市的学校接受教育。然而，他们举家进城的门槛是那样的高，住房、教育、医疗是一个个拦路虎，一般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跨越。
2011年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接受本报驻京记者采访时称，“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医疗、住房等，城市只是农民工的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不是他退休养老的地方，也不是他家庭团聚的地方。农民工要在城市里住下来，老婆、孩子聚在一起，教育、医疗、住房都要解决。现在的城市化、工业化，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的人；要农民工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
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作者张国胜博士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农民工市民化的最终实现，除了需要进行相关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外，还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受的资金需要，即需要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张国胜认为。
张国胜称，长期以来，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型时期的国家，现阶段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效率的需求，还没有能力承受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受的资金需求，无法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实目标。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难题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高？2005年，中国科学院估计每进入城市一个人，需“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2006年，建设部调研组称，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不含运行和管理成本)。2009年，张国胜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
之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认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指出，推动城镇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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